成都股票配资她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遥想罗马皇帝的荣耀与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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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分裂教我懂得了帝王的重要。”

很多作品，让它的作者体会到了生命的耗材感。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你看到的成品之外，有更多的废稿、被放弃的构思、半途中止的情节。于是，手稿也才会得到不一般的重视，创作背后的故事，也才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值得玩味的作品。

1948年12月，一口从瑞士洛桑寄出的大箱子抵达了纽约，箱子里装着一份手稿，还有许多家书信札。那些书信至少是十年前的了，对主人来说，大多已无意义，很多通信者，她都记不得是谁了。她坐在纽约寓所的火炉边，一封封地浏览，然后送进火炉。她相信大部分通信人都死了，少数人即便还活着，也已经把她给忘了。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法兰西学院300多年历史上第一位女院士

她又翻到几份用打字机打的信笺，看起来是写好还没寄出的，信的抬头是“亲爱的马可……”马可是谁？大概是某个朋友，也许，是亲戚？还是情人？没有叫马可的情人、亲戚呢？记忆在远房亲属中搜寻了一遭，也没有着落。至于朋友……她苦苦地回忆，搜索枯肠，最后她终于想起来了：这个“马可”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人，一个作古之人，他就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所谓“五贤帝”中的最末一位马可·奥勒留。这封信，不是她本人向古人发去的跨越时空的告白，而是她想写的一本小说的书稿的一部分。是小说里的主人公，写了这封信，确切地说，是在位的罗马皇帝哈德良，写给未来的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信。

罗马帝国的200年荣光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她早在20岁出头，就开始为哈德良构思一本回忆录性质的小说了。那时的她，刚刚在意大利提沃利参观了哈德良别墅，此乃公元125~134年，由哈德良下令修建的建筑群，凝聚了罗马世界巅峰时期的荣光和骄傲，图书馆、雕塑园、剧院、亭阁、浴场，这些罗马社会的标志性建筑，哈德良别墅里一应俱全。在辉煌的古迹里徜徉，尤瑟纳尔生出为哈德良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一时的兴奋和激动可想而知。

但兴奋归兴奋，真正写起来，她就发现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她本来颇为“家学”自矜：10岁学拉丁文，12岁学希腊文，而且不是在学堂里，是跟着她那位学识渊博的父亲在家里学的。她对父亲信赖和依恋有加，十六七岁时，和父亲一起读易卜生和莎士比亚，当她想要走写作的道路时，也是父亲和她一道定下了“尤瑟纳尔”这个笔名，此外，父亲还使她在20岁到来之前，就在法国普罗旺斯、英国和意大利的米兰、维罗纳等地开了眼界，并与令她日后长久着迷的罗马帝国的遗迹相遇。

但这些了解加上热情，远不足以撑起一项真正严肃的写作任务。三年里，尤瑟纳尔两度尝试，两度把写好的稿子毁掉，这是一个严谨自律的人的修为。1927年，她在念久负盛名的福楼拜的书信时，注意到福楼拜说过这么一句话：“从西塞罗到马可·奥勒留，是仅有的一段神不再存在，上帝也不存在，人是唯一存在的时期。”这一时期，差不多就是公元元年前夕，一直到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逝世，总共200年左右——处于“五贤帝”时代的罗马国力强盛一时，因此诸神退散，而基督教还未成气候。

福楼拜这一说，被尤瑟纳尔反复玩味，反复诵读，用笔在它下面重重地划了线。哈德良刚好位居五贤君的第三，而纵观从古罗马到罗马帝国整个这段历史，哈德良也是顶点。1927年后，尤瑟纳尔又来到了瑞士洛桑，之后是比利时、荷兰以及中欧等地，那些地方有她早逝的母亲的家族产业，尤其是在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她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1934年后，她去希腊长居了三年有余。地中海北岸世界的所有地方，差不多她都走到了，就如同罗马鼎盛时代的一位地图测绘员在完成她的工作。

1934年的尤瑟纳尔年过而立，游历得够广泛了，参考资料也找得越来越齐，终于又再次提笔。这次虽依然屡写屡辍，但最终留下了15页，她相信，这15页是经得起挑剔的，其中就包含了哈德良写给马可·奥勒留的信：“亲爱的马可……”对尤瑟纳尔来说，哈德良之贤明，必然集中体现在为帝国选定接班人方面，他50岁的时候就物色了罗马的后两任贤君：安东尼努斯和马可·奥勒留。故此，若让哈德良给他器重有加的17岁的马可·奥勒留写信，他到底会说些什么？在这部虚构的回忆录里，这封信的位置太重要了。

然而尤瑟纳尔又怎能想到，当十年后的自己再度见到这封自己写的信时，竟会一下子认不出当年的心血，还险些将它连同其余旧信一起付之一炬呢？

漫长的相互寻找

1934年以后，很多事情令她分心——很多同样使她兴奋的事情，像是1937年2月，她在伦敦见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紧接着，她又遇到了生命里最重要的贵人：格蕾丝·弗里克，这个人将陪她一起周游，能为她争取到赴美的机会，并为她翻译她之后的各种重要作品。尤瑟纳尔自己也做翻译，伍尔夫的《海浪》，还有亨利·詹姆斯的《麦兹所知道的》，都被她译作了法文。

尤瑟纳尔的精神归属是一个有足够纵深的作品的世界，而作家本身向来不被她看重。她说过：“为一个敲门的青年作家开门可不是什么快活事，大家都无话可说，很少有能沟通谈话的双方。”有这点见面的时光，不如再去念一遍自己膜拜的作家的作品。尤瑟纳尔生逢文艺格外活跃的年代，可她真正交往过的名作家并不多，反而是那些遥远地方的人，那些作古已久的人，才会引起她的兴趣——因为那些人的存在都已相当于“作品”，是要去读、去理解的，而不可以去叩其门求签名。比之同时代人，她宁可提及的是19世纪的作家，如巴尔扎克。尤瑟纳尔说，正是她推着自己博览群书的父亲去念了一点巴尔扎克，还有日本的紫式部。尤瑟纳尔对《源氏物语》的热爱，导致她写了一篇《源氏王子最后的恋爱篇》，收入她的《东方故事集》，这篇小故事和另一篇以道教传说为蓝本而写作的《王佛历险记》一起，铭刻了尤瑟纳尔对中国和日本文学的热切推崇之心。

相比之下，哈德良是一位更古早的作者，比紫式部还要早近1000年。尤瑟纳尔认为这位皇帝就是作者，他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写一本回忆录，他的功业、经历和思想，丰盛地堆到了他的笔下，期望在纸上出现，只是他仍需耐心，等待近2000年后的一位法语作家为他代劳。

这是一场漫长的、互相的寻找。当尤瑟纳尔发现哈德良的时候，她知道哈德良也在找她。然而她仍需等待，等待自己的成熟。

她实际上是做了多次“预演”的，如1935年出版的小说《火》，就是一部彻底的个人独白，独白的内容涉及男女之爱、上帝之爱、对正义的爱，都不仅仅事关独白者自己的事情和想法，而是事关人类的重大内容。《火》是她在君士坦丁堡开始写，居住在希腊时完成的，书中的独白者也都是古希腊世界的人，唯有这样的人物，口吐各种格言警句，用露骨的语言表达肉欲，如此表现语言上的陌生感，才是有说服力的。

尤瑟纳尔成熟的标志，在于形成自己的现代派风格。她理想中的《哈德良回忆录》一直是一个对话的形式，哈德良当时的所有人物都要出场，彼此说话，嘈杂不已，但所有的对话又都是通过哈德良本人的眼睛和耳朵。她写不下去。但写《火》的经验训练了她将各种人的声音集中到一个人的叙事之中的本领。写完《火》后，尤瑟纳尔又读了一本出类拔萃的回忆录：T.E.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她在创作笔记里写下了体会：

“劳伦斯的回忆使我思索良久。这个看破一切（首先是看破自己）的人的经历在我心里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想在哈德良身上表现这样一种人的观点，这种人从来不放弃什么，即便在这里放弃了，也是为了在别处索取。”

当然，一个人读得太多，太沉浸，往往更难以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在二战爆发前，尤瑟纳尔长久沉浸在为哈德良找资料的时光里，渐渐悟到一个道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世上有些书不到40岁便不能硬着头皮写，因为人不到40岁，往往看不到主要自然界线的存在，这些界线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划出了人类无限丰富的差异，或者恰好相反，使简单的行政分工、海关、军队的岗哨带上了异乎寻常的意义”。

在这段笔记里，她最后写道：“要学会准确估算我与皇帝的距离是非到40岁不可的。”

世界的裂隙中投出的一道光

1939年10月，尤瑟纳尔到了美国，格蕾丝·弗里克的关系当然帮了她大忙，使她远离战火纷飞的欧洲。对她而言，更大的机会在于她可以和过去的那些尝试彻底告别：丢掉艰难写成的手稿，甚至放弃做过的阅读笔记——那些笔记会继续使她陷于其中，令她难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声音和节奏。但她带着几样东西：一是图拉真逝世时，也就是哈德良继位时（哈德良是前任皇帝图拉真的表侄）的罗马地图；一是哈德良的接班人安东尼努斯的雕像图片，那是她从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带回来的。哈德良生前不仅选定了安东尼努斯继任，还发掘了马可·奥勒留，命安东尼努斯好生将他培养成罗马的再下一任皇帝。

她还带了几份写作提纲，那是1937年在耶鲁大学短期讲学时写下的。可在之后一些年里，尤瑟纳尔彻底中断了《哈德良回忆录》的写作。她在1943年过了40岁，可她甚至为自己曾有这样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而羞愧，为自己眼高手低感到沮丧。随着放弃这本书，其他的写作计划也宣告搁浅，最后她把耶鲁时期的提纲也毁弃了。当然，她在美国有很多事情要做：教书、讲学、做商业翻译、当记者、写剧本，还出版了一本诗集。她要赚钱、要生活，她赚到的最多一笔钱，源于把《小美人鱼》改写成轻歌剧。

当你松开一个人的手，满心认为会在将来与他——一个变得更好的你和一个变得更好的他——相遇的时候，你很不情愿去想象一种可能，即你俩会变得彼此难以相认，成为陌路人。1948年的那个火炉之夜，尤瑟纳尔就险些没有认出她的哈德良，她差一点就烧掉了那份打字稿。

然而，当她最终认出了那几页打字稿时，她就明白了某种天意：自己终将和这位罗马皇帝结缘。那个突然从瑞士洛桑寄到美国的箱子，是值得存入文学博物馆的。要不是它出现在尤瑟纳尔的寓所里，《哈德良回忆录》恐将永远丧失问世的机会。

箱子里还有尤瑟纳尔当初为写书而买的资料，其中有一本圣奥古斯丁的传记，记录了很多哈德良的生平。她坐在火炉边，遐想这些年世界的变迁：又是一场战争，又制造出一片硝烟和废墟，德国吞并欧洲的野望破灭，英国的跨洲帝国的荣光也告瓦解，欧洲、亚洲、非洲多出了一批新国家，每个都吵吵闹闹，既恐惧又自傲，而这一波民族国家创建的大潮实际上还要持续一两年。又一个时代过去了——在大西洋对面，尤瑟纳尔看到的是世界的进一步分裂，裂缝形成的深渊里射出了一道道光，光，投向了公元2世纪的哈德良。

有“文艺倾向”、常常手不释卷的人，往往也更乐于去想象古人身上的文人气息。尤瑟纳尔早年就觉得，她应该让哈德良表现出被忽视的另一面：他应该是个很好的文人，很好的旅行者，他能写诗篇，还能成为理想的情人……只有如此的哈德良，才值得被书写和想象。但现在不同了，当初被她刻意淡化的传主的首要身份，如今又突破林林总总的设想，现身到了最显眼处：皇帝，哈德良是一个皇帝，他拥有和管理着一个完整的帝国。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遂写下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

“世界的分裂教我懂得了帝王的重要。”

书成名就，人去楼空

一个人领受到与能力和心愿俱相匹配的使命，就能走入一段金色的时光。对接下来一年多的写作时光，尤瑟纳尔记下了这样几个片断：

“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城，随身携带稿纸准备重新动笔，不过好像一个人跳进河里，能不能游到对岸心里并没有底。从纽约到芝加哥，通宵达旦关在卧铺车厢里工作，仿佛封闭在地下墓穴中。翌日，在芝加哥车站餐厅等待被暴风雪围困的列车，写了一整天。紧接着又是一夜，在赴圣菲的特别快车的游览车厢里工作到天明，两边是科罗拉多州那些大山的圆形山丘和万世如斯的星宿。饮食、爱情、睡眠、对人的认识等章节一气呵成。想不起还有哪一天像这么紧张，还有哪一夜像这样清醒。”

她是一个中介——让哈德良通过自己来回忆，可在这本最终完成的小说中，我们感受到的完全是哈德良自己在言说。无可动摇的第一人称，统一的、首尾一致的声音，直截了当的思考和表达，当尤瑟纳尔真正做到她所期待的、深入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时代之中，探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她早在各种数码修复技术、各种场景模拟技术出现之前，就做到了将今人与古人的时间距离缩到最短。

就连写作过程中犯起了心脏病，尤瑟纳尔也没有放过机会：她求问医师，哈德良得的是什么病？我是不是能体会到他当年的感受了？众生都在从其他众生的眼前流逝，如果让一个人讲述自己的一路历程，他都会很犯难，因为自己的记忆是飘忽难定的，顶多只能拿自己当一个他人，谈谈对他的印象而已……然而，尤瑟纳尔到底把自己压入了哈德良的感受和思绪之中，当她埋首写作时，就连她亲爱的父亲的一生，相比哈德良的一生都显得生疏了。

“我曾经以普通人的身份，像热衷于扩大葡萄园的农夫一样耐心地在山下河边一块一块地购买土地，接连成片。外出巡视之余，我就到这里的佳木秀荫之下支帐而居，这些林木不久将毁于建筑师和泥瓦匠之手，一个满脑子浸透亚洲迷信的年轻人曾经真诚地希望对这些林木手下留情……”

“我终身无嗣，对此我并不遗憾。……我的优点我尽量发挥，我的确定我也加以利用，但是我并不特别希望把这些传给什么人。何况人类真正的延续与血统毫不相干……”

尤瑟纳尔的哈德良，最后就是以这样的口吻在讲话。她尤其注意清除所有的“后见之明”，不能根据哈德良死后发生的事情去塑造哈德良的话语，那样就太假、太可笑了。哈德良固然是需要展望未来的，可他的展望必须含混，一旦清晰，他就要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屡屡地犯下错误，而同时，他的认识又必须是宏远的，能够清晰地断言——就像马可·奥勒留和斯多葛派所认识的那样——一切的荣光都只是一时，都将成为往事。

最后是伟人的终场。全书的结尾，完成日是1950年的12月26日的夜晚。尤瑟纳尔置身大西洋海边的一座岛上，她说“四周是近乎极地的静寂”，而她极力在眼前唤起公元138年7月的一天，赤日炎炎的阿喀琉斯岛上，一条毛毯盖着弥留之际的皇帝，他饮下了最后一口水，抽搐了一下后告别了人间。一年以后，《哈德良回忆录》的出版引发了一次真正的事件，尤瑟纳尔了却了20岁时许下的愿望，完成了一道由她自己出给自己的试题。各种荣誉呼啸而来又慢慢散去。又过了数年，尤瑟纳尔和格蕾丝·弗里克重返提沃利的哈德良别墅，再看一遍她所写过的那些人生活过的地方。

没有哪一样事物在指责她的背叛，她对得起这里的每一株草木、每一块石头，然而，当初她在此地能清楚地想象与古人交流，如今书成名就，她眼前却真正是人去楼空了。“我得到了满足，完成了事业，因此交流中止了”，她在自己的创作笔记中写道，“我该考虑其他的作品了”。